专访朱丽叶·比诺什:像孩子一样不带预判地评选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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戛纳电影节官方宣布,朱丽叶·比诺什将担任本届主竞赛评审团主席,这并非是一次意外的决定,尽管其 timing 似乎比人们预想得更迟,但对比诺什来说,却是命中注定的刚刚好——今年距她带着《情陷夜巴黎》首次参加戛纳电影节已过去整整四十年。

专访朱丽叶·比诺什:像孩子一样不带预判地评选电影

她是与多位大师级导演合作过的演员,阿巴斯、莱奥·卡拉克斯、路易·马勒、侯孝贤、是枝裕和其他几位知名导演曾经与她合作过。她凭借阿巴斯的《合法副本》在戛纳电影节封后,并凭借《英国病人》获得奥斯卡最佳女配角奖项,她还成为首位包揽柏林、戛纳、威尼斯三大电影节的影后荣誉,完成了女演员的大满贯。

比诺什并非评审主席新手。她曾在2019年担任柏林电影节评审团主席,率领的评审团将影帝与影后双双颁给《地久天长》的王景春和咏梅,这一刻不仅成为华语电影的高光时刻,也在三大电影节的历史上留下了罕见的“破格”选择。如今,她重返十字大道,当她回忆起初次在戛纳参赛的情景,《合法副本》风光封后的背后竟遭遇各种草台班子……

翻看我们历年来对评审团主席们的采访记录,金棕榈的选择总是有迹可循:文森特·林顿声称《寄生虫》为心目中的最佳金棕榈,最后果然把奖颁给《悲情三角》,这部作品的娱乐性与社会性兼具,彰显了评审团的良好审美趣味;鲁本·奥斯特伦德则希望嘉奖一部“能够引发思考、激发问题的电影”,以“激发人们的表达欲”,最终《坠落的审判》成功问鼎,这部电影融合性别偏见、夫妻相处与语言权力的探索,展现了评审团对电影艺术的独特理解;格雷塔·葛伟格则对自己从独立制作到和美国大制片厂的斗智斗勇的经验出发侃侃而谈,让《阿诺拉》的胜出也像是一种对美国独立制作的鼓励与回应。

然而比诺什——这位美丽、优雅、神秘而又难以捉摸的演员,坚决拒绝回答任何评奖的提问,对自己的评审偏好、观影趣味等问题通通而不谈。她用更丰富的表情和肢体,巧妙地化解着我们的穷追猛打和旁敲侧击。她选择重新回到自己的演员身份,思考“评审团主席”这个角色——像孩子一样感受、不做任何预判。特别是提起毕赣、贾法·帕纳西等人的入围,她本能地往后一缩,面带神秘微笑:“你知道的,我不能告诉你!”

谈戛纳回忆:卡尔顿酒店的摔倒糗事,记忆犹新,仿佛就在昨天。曾经的红毯星光,曾经的电影传奇,曾经的戛纳电影节的激情,这些回忆像电影一样,留在我的记忆中,挥之不去。

凤凰网娱乐:今年距离我第一次来到戛纳电影节已经过去了整整四十周年。这次评审主席之旅是如何成行的?我还记得第一次来到戛纳电影节的经历,如同昨天一样。那些画面和记忆总是会浮现在我脑海中,尤其是那一刻,我站在戛纳电影节的红地毯上,感受着电影界的精英和艺术家的存在,感受着电影的美丽和激情。

朱丽叶·比诺什:我与福茂保持着沟通。过去,我也可能来,但当时我可能参与电影竞赛单元,无法成行。这次恰好是个契合的时机。况且,40年这个数字,也真的非常酷!

我第一次来戛纳时,我完全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我被那种热情的氛围吸引着,被记者们的采访需求和拍照请求包围着。我完全没想到会是这样。我就像是被一股快乐的浪潮裹挟着,感受着戛纳的绚丽和激情。我当时有个朋友陪我一起来,我们玩得很开心,笑个不停,把戛纳当作一个游戏来玩。

我还记得卡尔顿酒店的场景,因为1985年我第一次来的时候,几乎是一场连续的降雨。我记得当我们走进卡尔顿酒店时,我不知道大厅的floor是大理石的。我走进去,结果一下就滑倒在了地板上!因为我没想到会如此滑溜。我还爆发出一阵阵的欢乐笑声,觉得自己真是太傻了。因此,每次我再走进卡尔顿酒店的大门时,都会回忆起那次的跌倒和那一阵的欢乐笑声。

因此,我总是感到异常高兴来到这里,因为这里确实是第七艺术的缩影,它们是我的人生的一部分。我感到自己是这里的一部分,就像我在这里出生一样——我应该写一本书来记录这些故事,因为这里有太多的故事等待被记录。

探讨柏林影展评奖:谨慎、细腻、听之于心与尊重

凤凰网娱乐:你之前接受法国媒体采访时,提到自己正在重温6年前担任柏林国际电影节评审团主席时的一些心得。那是一段怎样的经历?会影响你这一次来戛纳领导评审团的方式吗?

朱丽叶·比诺什:我不太愿意说我学到了什么。与我们评审之间的相处非常温暖、非常融洽,到现在我们还保持着亲切的关系,只要有机会,我们还会见面;平时,我们也会通过电子邮件保持交流。

我感受到的是,评审之间真的可以形成一个温暖的“家庭”。这真的很美好。我还记得当时评审团之一的桑德拉·惠勒特别喜欢其中一位女演员的表演,我很遗憾那时候我没能更多地聆听她的意见。我当时有一点点自以为是。

凤凰网娱乐:那一年,你所带领的评审团把最佳男女演员奖都颁给了中国电影《地久天长》。作为演员来担任评审团主席,你往往会关注什么样的表演特质?你会注意演员的内在情感体验和外在表达的融合,细腻地感受他们对角色的理解和演绎,追溯他们在剧场中的存在感和影响力。

朱丽叶·比诺什:是的,我们同时授予了他们这个奖。因为我们都非常喜爱那部电影,想为其带来一些特别的认可。然而,桑德拉当时更青睐另一位女演员,所以我们也进行了讨论。最终,我们一起达成了一致,决定颁发《地久天长》这两个奖项。

总的来说,我和其他评审成员的关系都很好,非常温暖,大家都愿意倾听彼此。只是那一刻,我觉得可能我没能好好听桑德拉的意见,这一瞬间的疏忽让我感到些许后悔,但真的是很短暂的一刻,不是什么大事,你不要大做文章哦!

凤凰网娱乐:那位被忽略的女演员是谁?她曾经是影坛的红星,曾经的电影巨星,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她的名字渐渐被人们遗忘。

朱丽叶·比诺什:我不会告诉你。

凤凰网娱乐:我要去查一查了!

朱丽叶·比诺什:你猜不到的!那一共有二十来部电影!(得意洋洋)

凤凰网娱乐:然而,真正重要的是,你拥有回头和承认错误的勇气。因为许多人都避免承认错误,许多人甚至不知道自己在哪里“出错”了。

朱丽叶·比诺什:是的,但我想说的是,这个评审团真的太美好了,但如果说我从那一刻“学到”了什么的话……那个小小的瞬间,大概只有五分钟,我当时就觉得:或许我遗漏了什么——作为评审团主席,你必须对每一位入围者都格外谨慎、小心。有些瞬间,一闪而过,但它们发生了。我想,也许,桑德拉会对我说,“算啦!没什么大不了的。”

谈评审工作:不做任何预设才是关键特质。

凤凰网娱乐:那么你期待什么样的影片?当然现在我们还没有观看任何片子,但理想中,你偏好哪种类型?

朱丽叶·比诺什:我认为,在担任评审团主席时,关键在于不要预设任何期待。就像表演一样,你所需要的一切,都潜藏在你内心深处;你拥有自己独特的经验,你必须相信自己的感受,相信你当下的直觉。

然而——不要预设!一旦你预设了,就会出错。这也是担任评审时最美妙的地方之一:当有人有说服力地表达观点时,你完全可以改变想法,你会理解另一种视角——这正是它迷人的所在。

我觉得“不做任何预设”也是一位优秀评审的关键。以我作为演员的经验来说,一旦你预设,你就偏离了当下——你就不再真实。你必须用孩子的眼睛去看待这一切,就像孩子那样,去发现,去渴望一切,以免被固定的思想和概念所束缚。

凤凰网娱乐:在今年主竞赛单元中,现在这个电影节有许多美国电影上映,美国电影正经历一个非常强势的时期。福茂在记者会上还说,有多部很出色的美国影片。但我想问的是,你作为一个欧洲的评审团主席,你如何看待特朗普对在美国上映的外国电影加征关税的做法?这件事将对全球电影产业产生什么影响?

朱丽叶·比诺什:我不想谈论特朗普的问题,因为一旦我们开始讨论,话题的方向就会偏离正轨……

凤凰网娱乐:那么,我们回到金棕榈奖这个话题吧。过去五年或十年里,有哪一部得奖影片让你特别印象深刻?

朱丽叶·比诺什:作为评审团主席,我不能回答这个问题,因为这将给人一些暗示,让人猜测我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我偏向于什么——不,我不想在我们开始这段评审旅程前,透露任何个人倾向,保持独立和公正的评审标准。

凤凰网娱乐:然而,你是否认为金棕榈奖近年来所采取的走向有些转变?获得奖项的电影从最初的纯粹艺术片演变到现在也包括了更多大众化和商业化的作品。

朱丽叶·比诺什:然而,从电影节的创办之初,它就已经经历了巨大的转变。当时的艺术总监雅各布将艺术电影纳入主竞赛,而在此之前,这类影片通常只是在戛纳的其他单元中展示。他把艺术片置于竞赛的核心位置,这完全颠覆了规则。这是一个天才的决定,因为突然之间,全世界的艺术电影获得了一个聚焦的平台,有人来观看、来讨论、来购买。

而这也正是现任艺术总监蒂埃里·福茂一直延续下来的传统。这也是为什么戛纳电影节变得如此特别的原因之一。他们与一些大型销售公司合作,获得了更多的发行支持,让电影获得持续的曝光,电影节的设计和运作也得以持續发展。

探讨主席职责:公平对待每一部电影,充分发挥其领导作用,确保电影的发展方向正确,实现电影的多样化和繁荣。

凤凰网娱乐:我知道你与亚洲电影有着深远的渊源。那么,对于毕赣最后一刻官宣参与竞赛单元、伊朗导演贾法·帕纳西也将亲自出席电影节,你有什么感受?

朱丽叶·比诺什:作为评审团主席,我不能回答这个问题……别想用某种“魔法”套出答案!(笑)

我非常高兴他们能入围主竞赛。然而,我也要确保保持公正的态度,这是我的角色责任所在。但是,我也会全心全意地投入每一部电影、每一场放映的观看,这是作为主席的职责所需的。

回忆戛纳封后:遭遇草台班子一路波折,邦德电影般赶回领奖。

凤凰网娱乐:那么,我们换个角度,我不是在问评审主席,而是在问演员朱丽叶·比诺什——你是否曾经感到自己某次的表演被评审团忽视了?你是否曾经感到“我本该得奖”的时刻?

朱丽叶·比诺什:当然有!我必须承认这种想法不好,但它很人性,我也是人。因此,你需要试着告诉自己不要去相信、不要去期待……然而,你需要经历过一次,之后你将尽量不再去想、不去感觉,只是静静地待着,回家就好。

我曾经滞留在戛纳一次,那不是个愉快的经历。那年是《合法副本》的拍摄期间,我回戛纳的过程简直是一场噩梦。

下午一点,我原本计划被接到车,但却发现对方已去另一个地方。我被迫自己赶赴机场,时间紧迫。终于抵达机场后,他们告知我:“有一位女士将等你,她将提供机票。”然而,当我到达时,却一个人都没有在等待。

我去找了一位空乘人员,说:“我必须搭上下一班飞机。”他却说:“你以为你是谁啊?”我说,我要赶回戛纳电影节。他说:“你以为你是朱丽叶·比诺什,就能随便上飞机?”我当时还能看到制片人和主创正通过安检,我心想:完了,我赶不上了。结果下一班飞机又被取消了。

我等待了两个小时,身处“待命”状态。终于,我拨通了我的助手的电话,说我大约在晚上六点多抵达尼斯。她回答说:“我们将安排你乘警车”—那种电影中经常出现的追捕警车!于是我仿佛身处詹姆斯·邦德电影中,沿着马路一路疾驰,又感惊惶又充满激动。

当我抵达酒店时,前台人员告诉我说:“大厅有一位女士等待你,她持有您的房卡。”然而,当我到达大厅后,却发现没有任何人在等待我。我于是便去了前台,询问他们说:“我原来的房间吗?”然而,前台人员的回答让我感到困惑:“您还是原来的房间。”但当我尝试使用卡来开锁时,却发现不是我的原来的房间!

我蹲在地上,眼泪滚落,已经是六点半了。这时一个酒店里负责接送的男员工路过,他问我:“你怎么了?”我说:“我不知道我要去哪儿。我必须在七点前出现在电影宫,可我现在完全搞不清状况。”

他对我说:“我去帮你问问。”最后他真的带来了房卡,把我带去了房间!这也解释了你看到我的头发一开始那样凌乱,因为后来他们疯狂地帮我准备妆发。就像电视剧《找我经纪人》那集我出场的部分一模一样——当年我在戛纳也是那种情境。

女性影人地位:女权主义对实现世界的平衡至关重要。

凤凰网娱乐:你从去年开始正式接任欧洲电影学院主席一职。你觉得这些年来,女性艺术家的地位变化很大吗?

朱丽叶·比诺什:当然,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主题。这对整个世界都具有深远的影响。我们需要逐步走出“男性的骄傲”——也许男性的一面、大男子主义的一面可以变得更加谦逊。女权主义的存在,对于实现世界的更好平衡是至关重要的。同时,许多女演员现在站出来讲述她们在80年代、90年代所遭遇的种种虐待和压迫,这对唤醒人们的意识非常重要。那种所谓的“自由”,其实也需要重新审视和思考。

凤凰网娱乐:然而最近是否出现了一点反弹?因为一些人正在抵抗这种情况。

朱丽叶·比诺什:当然会存在反弹的声音,因为这次变革打破了过去根深蒂固的权力结构。但这是一次重要的转折。尽管如此,现在当一位女性在家中受到伤害后去警察局报案,她们仍然会被问:“你穿了什么?”“是不是你自己的错?”这些问题表明了许多人的思想仍然非常陈旧。这需要很长时间来改变。我希望我们能够看到改变的影响,但这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凤凰网娱乐:然而,波兰斯基仍然在拍摄电影,并且是与一位女性合作。你能理解这种情况吗?

朱丽叶·比诺什:我生活在一个自由的国家,这就是现实。有些人是否认过去的,我对此没有发表评论的能力。

凤凰网娱乐:电影节开幕的同时,巴黎法院对杰拉尔·德帕迪约性侵案的判决也将宣布,即将被判定对两名女性犯有性侵罪,面临约18个月的缓刑刑期。对整个电影行业和性别暴力的文化现象,你怎么看?你觉得戛纳电影节这几年在面对这些问题上有进步吗?还是说他们应该更早采取行动?

朱丽叶·比诺什:确实,我认为他们已经意识到需要采取行动,以跟上时代的脚步。

凤凰网娱乐:是因为现在的文化氛围变得不一样了吗?这确实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话题。

朱丽叶·比诺什:不是文化气氛的变化,而是人们的意识发生了深刻的转变,人们开始更多地关注当下正在发生的事情,关注内心的需求和感受。比如,人们开始讲述过去的压迫经历。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也需要被认可和接受。法国现在也在推动法律改革,提出了新法案。我觉得MeToo运动虽然比美国来得晚,但它确实来到了法国,并为人们带来了重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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